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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互联网法院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解析

       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殷某某诉某智能科技公司等人格权纠纷案,系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件。本案判决确认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及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声音,确立了“一定范围内公众”的可识别性标准、录音制品著作权与声音人格权益相分离的授权规则,并在责任承担上呈现出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二元结构。本文认为,该判决的核心贡献在于将《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的“参照适用”转化为可操作的裁判方法;其在可识别性标准与授权审查义务上的立场,对AI训练素材合规具有直接的指引意义。惟损害赔偿的酌定过程仍有进一步具体化的空间,精神损害赔偿部分的裁判亦反映出人格权财产化救济的举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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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事实与裁判要旨

       本案基本事实为:原告殷某某系配音演员。2019年,被告某文化传媒公司委托录制有声读物,原告经案外人滑县声耀公司筛选完成录制,聘用协议所附《声明》约定录音制品著作权归文化传媒公司,该《声明》系案外人代签。文化传媒公司其后依《数据授权使用协议》将录音数据提供给被告某软件公司;软件公司经文化传媒公司取得一份载明广泛授权条款的《数据授权书》,同样非原告本人签署。软件公司以原告声音为唯一素材开发文本转语音产品,经云服务平台经销,由被告某智能科技公司采购后在其运营的应用程序上线使用。原告发现其声音被大量网络作品使用后提起诉讼,请求下架产品、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精神损失10万元。

       法院判决:某智能科技公司、某软件公司向原告书面赔礼道歉;某文化传媒公司、某软件公司连带赔偿经济损失25万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法院归纳的争议焦点有三:原告声音权益是否及于案涉AI声音;被告对原告声音的使用是否有合法授权;被诉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及责任承担。以下按此顺序评析。

二、声音权益的规范基础与可识别性的认定

(一)“参照适用”的解释技术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该条属准用性规范,其适用须以声音与肖像在法律特征上的类似性为前提。判决对此作了必要的论证:声音以声纹、音色、频率为区分要素,具有独特性、唯一性、稳定性,能够引起一般人产生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思想或感情活动,与肖像同以可识别性为保护前提;同时指出声音具有无形性、不可视的特征,其识别性相对较弱,一般建立在反复多次或长期聆听的基础上。此一比较论证的意义在于,它并非止于宣布“可以参照”,而是为参照的范围划定了边界——声音与肖像的差异,将直接影响可识别性标准的具体设定。

(二)可识别性标准:从“一般社会公众”到“一定范围内的公众”

       被告主张,声音的可识别性应以一般社会公众能够知悉并与自然人形成稳定对应关系为标准。该主张若被采纳,声音权益在事实上将仅为具有公众知名度的主体所享有。判决未予采纳,改采“一定范围内的公众”标准:对于从事配音等特定职业的自然人,若一定范围内的听众能够将声音与该特定自然人建立一一对应关系,即可认定识别性。

       本文认为,该标准的确立包含一项重要的理论判断:人格标识的可识别性是相对概念,其参照系可以是与权利人存在职业关联的特定群体,而非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这一立场与姓名权保护中对“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的要求在逻辑上并不一致,但更符合人格权保护的本旨——法律保护的是人格标识与主体之间的同一性联系,而非该标识的市场知名度。

(三)查明方式:当庭勘验的方法论意义

       本案可识别性的查明,系通过当庭勘验完成:现场使用案涉声音产品进行文本转语音操作,经比对认定生成声音与原告的音色、语调、发音风格具有高度一致性;同时查明软件公司开发案涉产品时仅使用了原告一人的声音素材。当庭生成、当庭比对的勘验方式,为此后同类案件提供了事实查明的程序范式。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其后审理的AI换脸肖像权案件中,法院要求制作方复现生成过程、不能复现则对其证据不予采信的裁判思路,与本案一脉相承。

三、授权审查:录音制品著作权与声音人格权益的分离

(一)授权链条的逐环审查

       判决对案涉多份授权文件依次展开审查,三份文件分别得出不同效力评价:其一,聘用协议所附《声明》虽转让录音制品的著作权及邻接权,但法院认定该文件并未包含许可第三方实施案涉人工智能处理、生成AI声音的权限;其二,《数据授权使用协议》仅许可软件公司使用、复制、修改录音数据,授权范围同样不及于AI化声音处理行为;其三,《数据授权书》文本中虽载明许可以任何现有或未来技术创建合成语音,因并非原告本人签署,对原告不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审查确立了一项明确规则:录音制品上的著作权与声音上的人格权益分属不同权利束。录音制品著作权人可以依法处分录音制品,但无权许可他人对声音本身作AI化开发;后者属于人格权益的处分范畴,必须经过自然人本人的专门授权。该裁判逻辑参照《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九条第二款关于肖像作品权利人权限边界的规则,并通过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声音保护参照肖像权”的规范路径延伸适用于声音权益,规范适用逻辑清晰。该规则对实务的指引是直接的:AI训练素材的合规审查,终点必须落脚于自然人本人的授权文件,任何中间环节取得的著作权凭证,均不能替代人格要素的本人许可。

(二)表见代理的否定与相对人审查义务的加重

       案外人滑县声耀公司曾代理原告签署《声明》,软件公司据此主张表见代理。因《数据授权书》签署于《民法典》施行前,法院适用《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从三方面否定表见代理:代理关系已随聘用协议履行完毕而终止;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代理的权利外观;声音AI化处理对原告人格及财产利益影响重大,相对人未就代理权限作合理审查,不构成“有理由相信”。

       应予指出的是第三项理由的规范意义:法院实际上在人格利益处分场景中加重了相对人的审查义务。在普通交易中,权利外观加善意无过失即可构成表见代理;而在涉及人格要素AI化处分的场合,仅凭既存合作关系的外观不足为凭,相对人负有核验本人授权的义务。这一立场虽未以明确规则表述,但其裁判倾向对AI企业的素材采购尽职调查具有直接约束力。

四、责任结构: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二元构造

       本案责任认定的精细之处,体现为法院对行为成立与责任承担两项判断予以区分评价。一方面,法院认定五被告的行为均属于未经许可利用原告声音,均满足侵害声音权益的行为构成。另一方面,损害赔偿责任则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过错责任规则独立作出分配:文化传媒公司在欠缺权限的情形下作出许可行为,软件公司未取得合法授权即开展AI产品开发,二者依据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智能科技公司以合理对价采购产品,未经技术加工直接调用且对授权瑕疵形成合理信赖,网络科技公司作为云服务平台、科技发展公司作为经销商具备合法来源,该三方主体主观并无过错,故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这一结构的理论基础,是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区分。《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规定的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人格权请求权,作为绝对权请求权,其成立不以过错为要件,故侵害行为一经实施即生责任;损害赔偿则属侵权责任编的调整范围,以过错为构成要件。本案判决虽未明确使用这一理论表述,但其责任分配恰与该二元构造吻合:无过错的三被告免于赔偿,却不能免于行为不法的认定。赔礼道歉的分配则依第一千条的相当性原则,结合原告诉请范围确定,判令智能科技公司与软件公司承担,致歉内容须经法院核准,拒不履行时由法院在人民法院公告网公布判决主要内容并由被告负担费用。

五、损失认定与证据规则

(一)替代效果与交易机会丧失:财产损害的论证路径

       双方当事人均未就损失与获益完成举证,法院依《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转入酌定,其论证分两个环节。其一,损害的存在:案涉AI声音仍可体现原告声音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替代原告声音的效果,导致原告丧失交易机会——以市场替代关系论证财产损害的存在,回应了被告关于AI配音与真人配音无法形成替代关系的抗辩。其二,价值的归因:法院认定文本转语音产品的声音美感是产品市场价值的重要决定因素,软件公司以原告声音为唯一开发素材,看重的正是其在配音市场经过实践检验的音色、韵律和发音风格,案涉产品的页面播放量亦可反映该声音的市场接受程度。经此两环节,声音特征与侵权获益之间的归因链条得以建立,25万元的酌定数额系建立在该论证链条之上。

(二)播放量证据的采信规则

       被告主张案涉页面显示的3256728530次播放量系手动输入的预测数据,并提交后台使用统计佐证。法院的认定分两层:被告明知平台公开数据会使用户误信为真实播放量仍予填写,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其提交的后台数据系单方内部数据,不足采信。该认定的法理实质接近于禁止反言:对外展示利己数据的主体,不得在诉讼中否认该数据的真实性以减免责任。此规则对各类流量数据证据的评价具有迁移价值。

(三)精神损害赔偿的举证要求

       原告主张的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未获支持,理由是其未举证证明被诉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以“严重”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要件,本案裁判表明该要件的举证责任不因人格权侵害的成立而免除。这一认定对人格权案件的诉讼准备具有警示意义:精神损害后果的证据组织,应当作为独立环节对待。

六、程序问题:自行和解协议的效力边界

       本案附带解决了一项程序争议。原告曾与文化传媒公司签署和解协议并收取补偿款3.5万元,五被告据此主张驳回诉请。法院认定: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的协议,其生效除须具备实体法要件外,还需由当事人以撤诉方式消灭诉讼系属;本案原告未申请撤诉,且软件公司其后携新协议重新协商和解,双方当事人均有推翻原协议的意思表示,故原和解协议不能产生拘束法院裁判的效力。

       该认定的理论依据在于诉讼外和解与诉讼系属的关系:诉讼外和解仅系实体法上的合同,不当然发生终结诉讼的程序效力;欲使和解产生终结诉讼的效果,须与撤诉程序相衔接。这一裁判立场对实务的指引是明确的——和解协议应当预设撤诉义务的履行安排,仅签署协议而不消灭诉讼系属,和解即处于不稳定状态。

七、本案的价值与留待解决的问题

       本案的价值可从三个层面评价。其一,规则层面:判决首次确认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及于AI生成声音,同步确立了“一定范围内公众”的可识别性标准与授权分离规则,将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从准用性条款转化为可操作的裁判规范。其二,方法层面:当庭勘验的查明方式、授权链条的逐环审查方法、责任承担的二元结构,共同构成同类案件可重复使用的裁判方法。其三,行业层面:判决对AI语音产业链各环节标定了义务边界——素材方须取得本人专门授权,开发方须核验授权真实性,渠道方以善意及合理对价为免责边界,平台方对其对外展示的数据自负其责。该案不仅获评北京法院第十一届优秀裁判文书一等奖,还入选第八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

       同时应指出本案留待解决的问题。第一,损害赔偿酌定的具体化程度不足。25万元的酌定数额虽有论证链条支撑,但判决未披露各考量因素的权重分配,亦未建立声音许可使用费的市场参照标准;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的适用次序上,实际损失与侵权获利的前置顺位因举证缺失而被越过,酌定成为常态,其可预期性有待更多判例积累。第二,精神损害赔偿部分的裁判显示,人格权侵害中的精神损害举证在实践中近乎难以完成,“严重”要件的认定标准仍有待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第三,声音权益的财产化利用规则尚未展开——本案确认了声音的排他性保护,但对于声音许可的定价机制、声音商品化利用中的权利定性(人格权之财产利益抑或独立权利),判决未予触及,这些问题将随着声音经济的扩展而日益突出。

结语

本案作为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判决,其意义不限于确认声音权益的存在——此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三条第二款已有之文义——而在于其确立的裁判方法:可识别性的相对化标准、授权链条的逐环审查、责任承担的二元结构,共同构成了此后同类案件的审理框架。首例案件的价值,在于使后续案件不必重新发明方法;本案判决显然达到了这一标准。

参考资料:

1.(2023)京0491民初12142号,法宝引证码CLI.C.562719466,北京互联网法院

2.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权侵权案一审宣判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143503

3.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第八届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百场优秀庭审”评选结果

https://ipc.court.gov.cn/zh-cn/news/view-5235.html

4.【案例】入库参考案例解读​:AI“偷”走你的声音怎么办?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284513

5.2025年北京法院优秀裁判文书评选活动获奖结果揭晓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5543216289639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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